周恩来对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克农先去北平，你仍然殿后/杨尚昆打电报给林彪罗荣桓，要他们派100辆大卡车到西柏坡/根据李克农掌握的情况，北平敌特系统多达八个

杨尚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由他组织领导的中共中央机关的三次大搬迁:“我从接替李富春同志的工作以来，已经经历过两次大搬迁:一次是从延安撤到晋西北，一次是从晋西北东进到西柏坡。那两次，都是骡马驮运和两条腿走路，还要防备敌人的骚扰和空袭。从西柏坡进北平，是第三次大搬迁。”

我们在2007年《党史博览》上发表的《杨尚昆初掌中央办公厅》中，已经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从延安到晋西北从晋西北到西柏坡两次搬迁的情况，而第三次搬迁，对中共而言意义更重大更深远，事务头绪更繁杂，筹划部署也更持久慎重和周密，在此也有必要对这第三次大搬迁作更为细致的描述。

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北平的大搬迁一事，早在1948年与1949年之交就有所议论，但究竟什么时候动，具体日子一直没有定下来。但鉴于前两次大搬迁都是由杨尚昆组织指挥的，此次不管还是不是由他全权操持，杨尚昆首先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他不能不考虑在前，并提前有所准备。

到了1949年1月中旬，杨尚昆感到“形势发展迅速，移动有提早之可能，需积极作这种准备”。他随即于1月19日，派中共中央直属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前往北平，勘察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后的驻地。

1月27日这天，杨尚昆又约中共中央直属供给部部长邓典桃等长期负责中央机关后勤工作的相关人员，就准备大搬迁的问题，商议了一番。

当天晚上，杨尚昆到周恩来处，将准备大搬迁的议论和部署等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有大致意向，“时间大约是下月中旬，政协筹备会预计将于那时召开”。

周恩来还说:“中央意见是让克农先去北平，负责布置一切，你仍然殿后。各部门究竟先走若干人，还有待商定。”所谓“殿后”，就是西柏坡这边有涉及“搬家”的工作，确定由杨尚昆统管。杨尚昆随即以周恩来的名义，给在北平的彭真叶剑英和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第三局局长王诤发去密电，通知他们开始启动迎接中共中央机关的大搬迁事宜。

就在那一段日子里，中央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主管。杨尚昆遂让在前两次“搬家”时组织档案转移的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和自己一起负责具体事务。从那时起，有关“大搬家”的事情，杨尚昆就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同周恩来商议。一些涉及高层的调度，例如调成建制的部队担任警戒等，则由周恩来直接部署。也是经过周恩来同意，杨尚昆打电报给四野的林彪罗荣桓，要他们派100辆十轮大卡车到西柏坡，参加“大搬家”的运输工作。

对这次大搬迁的重视，还可以从毛泽东的一番话中感觉到。他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和组织好。”

对这类“搬家”的具体事务，毛泽东原本是不怎么过问的，因为这些事情平时都由周恩来和有关部门安排得妥妥帖帖，用不着他操心。可这次他破例说了这么一番话，称之为“最有意义的事情”，强调一定要做好，这说明从最高层已把搬迁这件事提到非同一般的高度。因此，杨尚昆为此殚精竭虑，面面俱要想到。

2月1日，杨尚昆约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以及时任新华社副秘书长的祝志澄等人，一起商讨了在大搬迁过程中的广播问题。“搬家”期间运输所需的车马粮秣后勤保障通信联络安全警戒住宿和接应等问题，杨尚昆已同有关负责人作了商议筹划，基本在自己的控制之中，他觉得问题不大。但如何保障在这期间中共中央的声音仍能不间断地向全国发出，这让杨尚昆担心。

新华广播电台原来设在延安，撤离延安时，先在瓦窑堡过渡了一段，后考虑到电台的功率大，容易被敌人的测向机发现，于是搬迁到了太行山区。这次向北平的搬迁，涉及到工作的交接搬迁中的广播到北平后的安置等一系列事务，不作周密部署，很难保证不出问题。杨尚昆感觉有关负责人还没有意识到此次搬迁的繁复，尚未对可能发生的问题作充分的估计和准备，所以他请廖承志予以关注。

与廖承志祝志澄谈完后，恰巧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兼铁路护运司令员吕正操东北野战军铁路纵队司令员兼东北铁路修复局局长黄逸峰等三人来到了西柏坡。从石家庄到北平的铁路线此时已经被我方掌握，因此“大搬家”将动用铁路运输力量。在那些天里，杨尚昆几次同他们碰头商议铁路的运输及安全等问题。

2月1日下午，即将奔赴北平的李克农又来到杨尚昆处，与他商议大搬迁的先遣工作。杨尚昆对李克农感慨道:“自延安从李富春同志手中接过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之责起，3年来均在‘搬’与‘安’二字上工作。而此次移动则大有不同:一，由农村到城市(而且是大城市);二，时局正在最紧张的关头，不如延安的偏安，也不如三交时之安宁，指挥工作是一刻也不能中断的;三，北平是局部和平而得解放者，未经清洗，一切微生物(中外的)都很多，应当引起最高的警惕。”杨尚昆所说的“微生物”，是指部署残留和流窜到北平的隶属不同系统和方面的敌特人员。

不久前，赴北平作了一番勘察的范离已经返回西柏坡，并将他在北平勘察驻地的情况向杨尚昆作了汇报。他总的感觉是，北平城里的情况比较复杂。北平方面也认为，中央机关如果一进北平就驻扎城内，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听完范离汇报后，杨尚昆与邓典桃等人又作过一些商量。

长期主管特情工作的李克农，通过自己的系统对北平的复杂情况已经有所掌握。他告诉杨尚昆，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原来就特务机构林立:有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保密局二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还有美英的国际间谍，有多达八个系统的特务。另外，随着西北战事的推进，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从东北华北和西北也有大量特务流窜到北平潜伏暗藏下来，很难在短时间里查清楚。特别是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虽然被我方军管或宣布解散，但社会政治环境一时还来不及清理。

杨尚昆和李克农都感觉到，清理出一个局部比较安全的环境，是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两人很快达成共识，中央机关到北平后，起码在一段时间里不宜驻扎在城里。

杨尚昆把周恩来介绍的两个人安排到李克农那里/李克农与叶剑英彭真商讨后，认为香山可作为中央机关进北平后的临时驻地/老警卫吴烈率一六○师再次担起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2月1日晚，杨尚昆和李克农一起到周恩来的办公处，将他们议论和已经形成的共识作了汇报。他们在谈论中一致认为，中央机关的此次大搬迁和安置，是一项不同以往的重大政治任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周恩来对中央机关进北平后“驻地暂放在城郊为好”的设想表示同意。随后，他确定李克农于2月3日动身去北平，以加强北平清理敌特和迎接中央机关的准备工作。

为了协助李克农在北平的工作，杨尚昆决定让中共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科长赖祖烈中直供给部副部长范离随李克农一同前往北平。2月2日，杨尚昆和李克农赖祖烈范离一起，对他们到北平后要办的各项事宜如何更好地协调又作了详细研究。

这一天，周恩来介绍了两个人给杨尚昆，杨尚昆随即安排他俩到李克农那里报到。这两人一个是专门从事扫雷工作的，一个是搞无线电专业的。杨尚昆要他俩随李克农到北平，参与中央机关驻地的安全检查工作。为了驻扎地的安全，要对驻扎地可能隐藏的爆炸物及窃听装置进行仔细全面的探查和清除。

在随后的几天里，杨尚昆与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二室主任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的方志纯，谈了迁移中应准备的事项。还约邓典桃就移动的计划运输力组织物资处理及人员调动等，作出一系列决定。

在李克农离开西柏坡后，杨尚昆陆续收到了他从北平发来的电报。李克农在北平，同叶剑英彭真就中央机关进北平后的驻地问题作了几次商讨，他们都认为城内的警卫难度比较大，当时国民党军飞机的作战半径还覆盖着北平，城内防空袭条件也很差，建议先以离北平城区20公里外的香山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

在有了这一设想后，李克农和时为北平警备司令员的程子华一起到香山进行了勘察，传过来的消息称香山一带林木葱郁，环境幽静，利于防空隐蔽。香山有座慈幼院，有几处现成的院落，中直机关5000多工作人员大体可以在那里安置。另外，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在香山有座别墅，可作毛泽东的临时住所。

2月9日，李克农又发往西柏坡一封电报，对中央机关进北平驻香山有了一个更具体的安排。为了保密，此时已确定中央机关进北平后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以“大学”代称中共中央，是早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就有的“发明”;中共中央到西柏坡后，还曾以“农业大学”代称。“农大”“农大”叫开后，许多不明就里的人跑到那里要求报考。

按照李克农的设计，进北平打前站需设三个站点:

第一站称“劳大”筹备处，设在市区内的马弦胡同15号，由赖祖烈负责，任务是办理对外交涉，备置办公住宿用具等事宜;

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颐和园西北的青龙桥，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王范主持，任务是负责中央驻地的社会调查，整顿和清理驻地周围环境，布置警卫，并办理中央机关来人的住宿手续等事宜;

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就设在香山，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边纪忠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办公室主任田畴负责，任务是负责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办公住宿用房的布置修缮等事宜。

中央机关驻地的中心就设在香山，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等机关，都将驻扎在那里。中央军委机关则驻在与香山毗连的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团和政治保卫队分布在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沿线。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三局中央军委总卫生部新华社和工青妇等群众团体，根据其工作性质，可以安排驻城内。

当时没有定下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二局的驻地方案。杨尚昆的意见是具体方案定不下来也不要紧，先到北平再说，到了以后根据现实情况再安排调整也来得及。后来，因为一进北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中央统战部的工作紧张而繁重，且要频繁联系的各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都住在城里，统战部就首先搬进了中南海。

就在接到李克农2月9日来电的当晚，陈云罗荣桓从东北来到西柏坡，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杨尚昆随即引他们去见了毛泽东。在陈云罗荣桓汇报工作后，周恩来向他们提出由第四野战军先抽调一个师到香山一带驻防，以加强对中央机关和中共领袖的保卫。

此后不久，四野派吴烈率领四十七军一六○师从天津进北平，驻扎香山一带。吴烈在延安时期就是中央警备团的团长兼政委延安北区卫戍司令员，一直担任着保卫中央首脑和机关的任务。1945年秋，中共中央曾计划迁移到承德，吴烈率中央警备团一部随李富春去打前站。后因中央放弃到承德的设想，吴烈遂率部进入东北，继而并入四野。

有位领导人，甚至连用过的一张木板床也一定要搬到北平/朱德说:“我愿意为你们撑腰。”/周恩来要杨尚昆必须在24日先于中央队伍抵达北平

2月10日，杨尚昆召集各单位负责同志谈准备迁移事宜。在邓典桃曾三讲话后，杨尚昆也讲了话，主要讲了这一次与他就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后的前两次迁移的不同之处:首先，这次是进大城市，对20年在乡村的我们，不能不说是大变动;第二，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未经过肃清，而且反动势力作了布置;第三，准备的时间短，说动就要动，难于设想搞好后再走，所以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要有精神准备。

在那些天里，杨尚昆脑子里始终想着他参与的三次“大搬家”的问题。他归纳这三次“大搬家”性质各异，第一次是撤退，第二次是胜利转移，这一次是胜利进城。三次“搬家”，标示着革命一步步走向成功。

但是，面对第三次“大搬家”，人们的反应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在撤离延安时，人们生怕东西丢不掉，而此时则是生怕东西拿不走，什么东西都想带着。有位领导人，甚至连用过的一张木板床也一定要搬走，他说喜欢这张床，到北平不一定有……

杨尚昆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觉得发人深思。当革命出现挫折失败，会引起部分人的思想变化，彷徨动摇;而当革命走向胜利，也会引起部分人的思想变化，出现革命意志衰退的现象。因此，他一再提醒身边的人，提醒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干部:“要有所警惕，不要对进大城市怀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不要有过高的要求，要保持我们党一贯的艰苦朴素作风。”

到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开幕之际，“大搬家”进北平的事情已经酝酿了两个月，许多人都在议论，大多数人都感觉准备得差不多了，急于动身渐渐上升为主流情绪。周恩来在与杨尚昆研究有关工作时，也透露出全会一结束就动身的意向。

但在全会结束前一天，李克农从北平发来《中央移动时间望能推迟》的电报，电报说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工作尚未结束，北平的秩序还比较乱，希望再给一点准备时间，请中央的搬迁稍缓一缓。

鉴于任弼时的身体情况，鉴于周恩来将在一段时间里要集中精力同南京政府代表进行和平谈判，鉴于中央机关大搬迁及进驻北平后安置工作的繁复，鉴于中央办公厅在此项工作中担负的重要角色，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朱德分管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接手工作后的一天，朱德对杨尚昆说:“你们放手工作，我愿意为你们撑腰。”

3月16日入夜后，到北平协助李克农做搬迁准备工作的赖祖烈回到了西柏坡，是周恩来专门要杨尚昆把他召回来的。听完赖祖烈讲述北平方面的情况后，杨尚昆拉着他立即去向朱德和周恩来作汇报，随后他们一起商议了搬迁之事。

朱德告诉杨尚昆:“毛主席的意思是还想在西柏坡再留住两个月，南京派人来进行的‘和平谈判’就在西柏坡进行。”但周恩来和任弼时都主张快些进北平，既然进城的决心已经下了，而且北平的政治活动日趋频繁，中共中央偏居西柏坡，已很难适应形势的变化。

一方面，自从李宗仁于1949年初担任国民政府代总统后，几次派代表北上，进行和谈试探，图谋与中共“划江而治”。2月14日，他委托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几位老人，以私人名义乘飞机到达北平与中共方面接触。他们到北平后，提出了会见毛泽东的请求。经毛泽东同意后，他们从北平飞石家庄，再乘车于22日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他们，杨尚昆也参与了部分会谈。李宗仁在得知“老人团”与中共领袖会谈的情况后，随即宣布将派邵力子张治中等5人为和谈代表。毛泽东所说的“和平谈判”，即指与邵力子张治中等的谈判。

另一方面，在这段日子里，与中共商谈南北通航问题的上海航运界代表，以及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35位民主人士，也都陆续到达北平。而进入3月以后，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中国妇女首届代表大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首届全国代表大会都将在北平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各界代表纷纷奔向北平。北平的政治中心地位，越来越显得突出。从客观需要到主观准备，中央机关迁移北平的条件已经成熟。

周恩来任弼时的观点，后来被毛泽东接受了。3月17日晚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已经拟好但还没来得及发表，杨尚昆就得知中央书记处已经作出决定:中共领袖和中央机关将于23日启程，向北平进发。

19日，周恩来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布置“大搬家”的事宜。从北平刚回来的赖祖烈，在会上介绍了香山中央机关临时驻地的情况。接着，杨尚昆根据中央机关的组织系统工作性质，就哪些部门应该先随书记处一起走，征求了与会者的意见。

最后，周恩来讲了话。他首先告诉大家，中央已经确定了到北平的时间，中央书记处将于25日抵达北平。他在随后的讲话中强调:中央迁入北平，是去工作的，是去克服困难的，不是去享受去安乐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他还要求，在“大搬家”之前，要分头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传达下去。

周恩来还对杨尚昆个人作了一些指示，要他必须在24日先于中央队伍抵达北平，作好一切迎接布置。听了周恩来的布置后，杨尚昆连夜召集伍云甫汪东兴叶子龙等，商量中央办公厅内部的分工及组织问题，决定他和伍云甫一起走，汪东兴叶子龙随书记处行动。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事情，要向分管中央办公厅的朱德请示汇报。

第二天，杨尚昆又同曾三邓典桃商定了西柏坡这边的善后工作，决定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方志纯5人组成新的“转移委员会”，负责中央动身时及动身后的组织和善后工作。

与此同时，北平方面也成立了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由叶剑英负责，成员有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和李克农4人。根据周恩来有关毛泽东到北平时要举行公开的欢迎仪式，要检阅部分军队，并发表谈话，以增加政治声威，并给人民以兴奋的设想，北平的组织委员会提议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到北平时举行比较隆重的入城仪式。

北平方面的建议上报毛泽东后，毛泽东认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刚刚提出“两个务必”，因此入城仪式要搞，但不要兴师动众，规模要缩小，要减少浪费。中共中央书记处到北平的消息要公开，检阅驻北平部队，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就在西苑机场的小范围内进行。

就在毛泽东即将动身之际，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亲临机场检阅的毛泽东，看到眼前雄壮威武的场面，中午的不愉快遂烟消云散/中共首脑及其核心机关进驻北平，向全世界传递出一个信息: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从3月21日起，杨尚昆就一直忙于行前的布置，与各单位负责人讨论分配“搬家”用的车子，搬迁过程中的组织与纪律问题等等。

3月22日，叶剑英李克农从北平发来电报，说北平及搬迁沿途交通警戒等一切已经布置就绪，党中央可以搬迁。西柏坡接到这份电报后，立即以周恩来的名义复电:“我们预定24日晚去涿州，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州等候我们。”这天下午，负责带车来参加搬迁工作的四野政治保卫部部长兼联络部部长钱益民赶到了西柏坡。

一切看似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但就在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即将动身之际，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还是出现了:直到次日凌晨2时，预定的20辆吉普车才到齐，而计划中的100辆大卡车则只到了一部分。这就导致一些原定跟随吉普车一起行动的机关和人员无法按时登车，部分物资和工作用器材不能按时装车。负责搬迁组织的杨尚昆为此非常着急，他一方面要钱益民加紧催促，一方面将情况迅速报告周恩来。

经商议，周恩来和杨尚昆决定，先用吉普车将书记处送走，其余本应该随书记处第一批走的人员，待大车到后再说。预先制定的迁移和用车计划被打乱了，必须立即作应变调整，重新组织，结果杨尚昆他们“搞得手忙脚乱，颇为费劲”。

3月23日清晨，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上午，毛泽东走向由11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跟他一起动身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陆定一胡乔木等。他们一同离开了中共最后一个设在乡村的最高指挥部，踏上“进京赶考”之途。

由于忙着应付意外情况，重新编排组织迁移的秩序和车辆使用，杨尚昆不可能在毛泽东等登车前先行开拔。拖到吃午饭时，大卡车还没有到齐。杨尚昆觉得自己再拖延，就不能在毛泽东等之前赶到北平了，遂将这边的一切交付给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方志纯等人，自己拉上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处长中央直属机关党总支书记伍云甫，匆忙钻进一辆吉普车，离开西柏坡。同车的还有他的二儿子杨绍明和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两个孩子无忧无虑的叽叽喳喳，与两个大人一脑门子公务形成巨大反差。

为了赶在中央的队伍之前到达北平，杨尚昆他们不能走大队伍经行唐唐县到保定那条路线，而必须走“捷径”——过灵寿再北向定县。一路上，他们看到部分四野派来的大卡车，还在向西柏坡方向开去。

到保定时，已是子夜时分。杨尚昆本想在此与四野第二参谋长赵尔陆接头，但因夜已深，没找到人。保定城里此刻到处都是向平津迁移的人，他们跑了几家饭店，无不人满为患。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小客栈，等杨尚昆他们挤上炕，已是次日凌晨2点了。

天一亮，他们又匆匆上路了。这一路的感觉是警戒工作的确万无一失，但过于严格的检查也容易影响行进的速度。

中午，吉普车开进涿州。杨尚昆找到了已被任命为天津市市长的黄敬在涿州的住处，叫上了李克农专门从北平派过来接应的中央社会部干部王敬先，一起检查了涿州的警卫住宿等布置。因为按预定计划，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今天要在这里安歇。

检查之后，杨尚昆等在万毅率领的四野十四兵团四十二军驻地稍作休息。下午，他们乘车继续赶路，黄昏时分进入北平。杨尚昆吩咐直奔香山，迅即与范离田畴接上了头。当晚，他们就在香山脚下的振芳楼歇息，伍云甫住楼下，杨尚昆住楼上。

25日凌晨2时，毛泽东等从涿州登上火车，清晨时分到达北平西郊的清华园车站，随后乘吉普车，前往预先安排好的颐和园益寿堂休息。

杨尚昆和伍云甫一早起床后，即去查看毛泽东和书记处其他成员的住所。熊希龄的那座别墅名“双清”，是一栋坐北朝南的平房，厅堂比较敞亮，但两边的房间并不是很大。院子里树木葱茏，环境幽静，打前站的人员在院子的西南面挖了两个防空洞。

院子西边有百米小径，通向来青轩。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将以来青轩为暂住地。几大书记安顿到这里后，杨尚昆将搬到距来青轩不远的昭庙，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也将在昭庙驻扎。

房子经过拾掇都还不错，美中不足的是这些院落临近半山腰，杨尚昆感觉有些偏高，主要是担心有些年纪稍长的人，在这里上来下去可能会不方便。

范离邓洁等来勘察的时候，从西直门到香山还没有正规的公路，汽车上不了香山。情况汇报上去后，有关部门遂立即从四野调了一个工兵连，在20天的时间里赶修了一条公路，使汽车可以开上香山，直达双清别墅。这是中共中央进北平前修的第一条公路。

中午，跟随毛泽东左右的叶子龙打来电话，让杨尚昆立刻去颐和园益寿堂。杨尚昆立即赶往益寿堂。到那里才发现，毛泽东他们休息的屋子里冷清清空荡荡的，既没有床铺，也没有沙发，只有用木凳拼搭成的铺位，铺上被褥，中共领袖们就在这里凑合着午休。

杨尚昆还不知道因为中央社会部的人把园内的人都给清理出去了，领袖们到来后要水没水，找饭没饭，下午还有入城仪式和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活动，毛泽东发了火，把中央社会部的人训了一通。

周恩来见到杨尚昆，没有提毛泽东发火的事，只是要杨尚昆马上到西苑机场，对入城仪式活动作最后一次现场检查。显然，那里的工作再不能出现一点纰漏。杨尚昆领命后没在颐和园多逗留，即驱车赴西苑机场。

此时，四野参谋长入城阅兵仪式的总指挥刘亚楼，已带领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和1个坦克营到了机场，在停机坪上列好了队伍，等候领袖们前来检阅。杨尚昆检查巡视了一番，没发现什么问题。

本来，杨尚昆是可以在这里等候毛泽东等的到来，亲眼目睹中共中央领导人入城检阅这一历史盛况的，但一想到自己在颐和园益寿堂看到的情形，领袖们落脚后既没有准备好餐饮，也没有稍微舒适点的坐靠处，心里就感到很不踏实。虽然颐和园那里不是他直接管的，可中央要他先一步到北平，就是确信他能周到完满地搞好迎接事宜。因此待领袖们到达香山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出现颐和园的情景了。

正是由于心里有这样的惦记，所以没等毛泽东等来到机场，杨尚昆就调头回了香山。他要再仔细检查领袖们安歇餐饮住宿的每一个细节。

那天下午，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了在北平的部分部队。这位数百万雄师的统帅，虽然几年来指挥着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但一直是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和部队隔得比较远。此刻亲临部队检阅，威武雄壮的军队火炮战车就在眼前，他的心情非常好，中午受冻挨饿的不愉快遂烟消云散。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见面后，毛泽东等没有回原准备过渡一夜的颐和园，而是直接住进了香山。

在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到达北平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各个机关也陆续进入北平。在那一段日子里，杨尚昆每天都抽出时间，与中央供给部的负责人乘车到北平的各处看房子，讨论修葺事宜。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来，就是忙于房子与车子问题。不知何日能就绪。”另外，陆续到北平的领导干部，他也要负责接待，“许多旧同志都看到了，手也握痛了”。

尽管劳累操心，但可以看得出来，杨尚昆的心情非常好。到3月底，中共中央机关搬迁和在北平的安顿工作大体告一段落，杨尚昆也逐渐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中央办公厅机关机构规章的健全和完善及日常工作运转之上。

中国共产党的首脑及其核心机关进驻北平，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